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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在全球化中的位置
雖然我們生活在“一個普遍價值和制度逐漸在地緣政治多極化和文化多元化意義上演進的世界”，[1](中文版自序)但是民族仍然是當代世界的主要制度。對于國家來說，在前全球化時期的最大憂患是擔心被看得見的敵人所消失，而在全球化時期的最大憂患是擔心被看不見的全球力量淘汰出局。全球化是對地域國家的超越。全球機制化、制度化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現(xiàn)，也是對國家及其邊界的超越。全球化的不斷上揚，勢必孜孜不倦地尋求全球政治空間�！拔覀冋钤谶@樣一個時代：對舊政治空間那種堅定不移的確定性正讓位于新的、但仍然只是部分可辨的制約性與可能性”。[1](第11頁)全球化對國家的挑戰(zhàn)及其解決方式，將是全球化進程中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是21世紀國家發(fā)展中必然面對的問題。但是，國家不應把全球化視為一個被動接受的過程，而應視為積極參與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國家的理性起決定性的作用。在全球化時代，只有適應并正確應對的國家才能生存與發(fā)展。關鍵之點是，國家必須明確知道自己在全球化中的位置，包括優(yōu)勢與劣勢，以便揚長避短、趨利避害。隨著新世紀、新千年的開始，國家應當扮演一個新的角色。全球化是國家面臨的最嚴峻的課題。全球化意味著對國界的不斷跨越、全球制度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和跨國力量及次國家力量的不斷膨脹。就全球化這一客觀進程而言，國家處于應戰(zhàn)的被動地位，難以防止國家權力向上、向下的轉移。與此同時，國家在這一客觀進程中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地位，扮演著主動策劃者與基礎性角色。
從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會到20世紀，民族國家體制從歐洲走向全世界，但是，民族國家的生存方式是相對封閉的，邊界、主權使國家成了“圍城”。幾百年來，世界生產(chǎn)方力的發(fā)展不斷地沖擊國家這一“圍城”，而國家一直堅守著自己的陣地，及至以經(jīng)濟全球化為核心的全球化大潮釀成，人類發(fā)展的局部性與封閉性正走向終結，封閉性的民族國家形式遠遠不能適應世界生產(chǎn)力突飛猛進所造成的經(jīng)濟全球化的世界形勢，也不能適應在許多方面必須進行全球治理的世界形勢，兩者的矛盾終于揭開了蓋子，國家面臨巨大的挑戰(zhàn)，既有外在的挑戰(zhàn)，又有內(nèi)在的挑戰(zhàn)，不得不作出新的選擇。
全球化的大趨勢正在迅速改變著政治、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統(tǒng)一在民族國家內(nèi)的狀況，使國家與全球社會的相互依存性越來越大，全球化對國家的沖擊表現(xiàn)在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諸方面，但在政治層面最具挑戰(zhàn)性，其影響集中投射在國家主權上，嚴重地侵蝕和弱化國家主權，國家自主性受到嚴峻的考驗。
一
主權是民族國家特有的本屬性和固有的排他性權力。從本源上和本質上來說，主權具有至高無上的特性。黑格爾認為主權代表國家富有生命力的統(tǒng)一。國家憑借主權可以以最高權威和獨立自主的方式處理它的一切內(nèi)部事務和外部事務，不受其他國家、實體或力量的干涉和影響。主權的屬性有內(nèi)外之分，即對內(nèi)主權——國家的最高政治統(tǒng)治權和對外主權——國家的對外獨立權。對內(nèi)主權是國內(nèi)社會的垂直權力關系，對外主權則是國際社會主權間的水平關系，后者從來就是一種受到相互制約的平等關系。為了在良好的國際關系發(fā)展中獲取國家最大利益，國家行使主權需要自我克制和控制，以便與國際社會和其他國家保持平衡。對內(nèi)主權和對外主權是國家立于世界之林的命脈所系，也是現(xiàn)代國際關系活動的基礎和準則。主權是一定歷史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是以世界民族國家體制的存在為客觀基礎的，民族國家及其形成的國際社會依然是當代的顯著特征，在可預計的將來，它們不會顯露出即將退出歷史舞臺的征兆。但是，主權既然是歷史的產(chǎn)物，也必然隨著歷史進程而演化，必然與變動中的國際環(huán)境相平衡，與變動中的國家利益相適應，換言之，國家的存在及其利益是它在主權問題上選擇的內(nèi)在動力，國際環(huán)境嬗變是這種選擇的外在動力，這意味著主權的特性、地位和作用在國際關系的發(fā)展進程中會不斷發(fā)生變化。在當前的國際關系轉型時期，這種變化尤其明顯，具有典型意義。
其實，主權并非是先驗存在的東西，而是社會建構的產(chǎn)物。眾所周知，歐洲由中世紀向近代轉型之際，在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它們彼此之間以及它們與國際體系的互動才建構了主權和主權國家，奠定了現(xiàn)代國際關系的基礎。300多年來，對國家及其主權中心地位的認可一直是國際政治的根本特征和基石。隨著國際社會的不斷轉型、上述互動的深化，主權必然面臨不斷的重構，因為主權將特定的國家權威與特定的國際社會結構、政治空間和時間聯(lián)系在一起，它隨空間與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從社會建構的意義上來分析主權的變動性，我們同樣會發(fā)現(xiàn)，全球政治生活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生活，是多種社會關系之和，主權建構在這種社會關系特別是國家相互間有意識的社會交往活動之上。隨著全球化與全球問題不斷推動國際權力相對集中，國際機制與國際制度日趨擴展、日臻完善，越來越多的非國家行為者積極參與全球決策，跨國家治理日益增多，全球政治生活不斷擴展和深化，主權也不斷改變著自身的屬性，這是國際關系互動實踐不斷建構的結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考察和把握主權的時代變遷。國家主權在全球化過程中，在國際政治向全球政治發(fā)展的歷程中，經(jīng)歷著社會性的重構。
由主權國家組成的體系可以被看成是一個國際俱樂部或國際共同體，主權就是俱樂部的成員資格或共同體頒發(fā)的行為許可證。它們相互間的關系是獨立的，互不從屬的。主權國家間的這種平等關系要通過平等的相互承認來確定，在此基礎上，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國際社會或國際共同體。
由此可以看出，主權既有體系層次上的意義，又有國家層次上的意義。可是，這兩種意義是不一致的。國際體系對主權的規(guī)定是抽象的、平等的，因而體系層次上的主權是同質的。如果體系對主體的質的規(guī)定性能完全貫徹，那么在國際社會中有關主權的問題都能迎刃而解。事實上，主權在法理上、形式上的平等受到實質上不平等的沖擊。這是因為在國家層次上，主權的實現(xiàn)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由于“國力就是主權的必要條件，但并不一定每個國家都能做到。任何情況下，國力都不是一個充分條件�！盵1](第107頁)在國際體系中國家主權以自我國力為基礎發(fā)揮作用，而體系結構和進程揭示國家間實際能力分布的差異性和不對稱關系，絕大多數(shù)發(fā)展中國家處于民族國家的初創(chuàng)階段，政治、經(jīng)濟與社會結構不夠穩(wěn)定，政治、經(jīng)濟與社會發(fā)展困難重重，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較弱，它們對內(nèi)對外的重大決策以及對自身發(fā)展道路的抉擇，經(jīng)常受到內(nèi)外勢力的干擾和干涉，總體上處于劣勢地位，它們的主權處于脆弱狀態(tài)，而霸權與強權國家利用其力量優(yōu)勢，奉行擴張性、干涉性對外政策，否定體系對主權的規(guī)定性。因此，在實際上，世界各國尤其是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的主權是絕對不平等的，雖然在國際法上似乎享有平等地位。問題的復雜性在于現(xiàn)今的全球化并非是純粹意義上的進程，而是與美國的霸權糾合在一起的。美國的霸權并不單單是在一般意義上侵害了其他國家主權的有效性，恰恰是充分地利用其在全球化及其所帶來的全球機制化中的主導地位和獨享的特權，把它的霸權有效地擴展到其他國家的主權領域，從而限制和削弱了它們的主權。伊娜雅圖拉和布萊尼用政治經(jīng)濟的分析方法揭示了在體系結構進程中處于劣勢國家所面臨的主權挑戰(zhàn)。他們認為，國際社會是一個世界的政治經(jīng)濟體系，由主體國家和資本主義的全球分工組成。主權是一個自我意識和形象的實現(xiàn)，所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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