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科技倫理思想的三個基本命題

   論文關鍵詞：愛因斯坦　科技倫理思想　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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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要：愛因斯坦是科學道德權威的象征。他的科技倫理思想非常豐富，其中，道德是一切人類價值的基礎、科技具有倫理二重性以及科學家和工程師擔負著特別沉重的道義責任等三個命題構成了他的科技倫理思想的核心。這些思想對于人類在科技活動中正確把握真與善的關系具有重要啟迪。

    愛因斯坦是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思想家，也是科學道德權威的象征。他的科學思想、哲學思想、社會政治觀點、自然觀、教育觀、宗教觀乃至個人人格，不僅影響了當時的科學進步、社會發(fā)展和人的自我完善，而且至今仍然具有動人心魄的精神力量。正如霍爾頓所說:“愛因斯坦通過某些不同機制影響了整個社會，這遠遠超出了其首要關注的自身領域。”因此，對愛因斯坦的科技倫理思想進行總結，對于人類在科技活動中正確把握真與善的關系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認為，有三個命題凸顯了他豐富的科技倫理思想。

    1.命題一:道德是一切人類價值的基礎

    愛因斯坦認為，科學技術本身不能成為價值標準。“科學只能斷言‘是什么’，而不能斷言‘應當是什么。”“關于‘是什么’這類知識，并不能打開直接通向‘應當是什么’的大門。人們可能有關于‘是什么’的最明晰最完備的知識，但還不能由此導出我們人類所向往的目標應當是什么�？陀^知識為我們達到某些目的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但是終極目標本身和要達到它的渴望卻必須來自另外一個源泉。應當認為只有確立了這樣的目標及其相應的價值，我們的生存和我們的活動才能獲得意義，這一點幾乎已經沒有加以論證的必要。關于真理的知識本身是了不起的，可是它卻很少能起指導作用，它甚至不能證明向往這種真理知識的志向是正當的和有價值的。”顯然，愛因斯坦在此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科技倫理問題:科學技術是一種外在工具理性，它不是終極目標，因而不能成為價值標準。那么科學技術的價值標準和價值基礎是什么?

    在愛因斯坦看來，人類一切活動的價值基礎和判斷標準是道德之善:“一切人類的價值的基礎是道德。我們的摩西之所以偉大，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他在原始時代就看到了這一點。”“道德并不是一種僵化不變的體系。它不過是一種立場、觀點，據此，生活中所出現的一切問題都能夠而且應當給以判斷。它是一項永無終結的任務，它能夠指導著我們的判斷，鼓舞著我們的行動。”眾所周知，科技活動是人類的基本活動，因此，科技活動的價值基礎和判斷標準必然是道德之善。在價值判斷中，道德之善高于科學之真，科學之真以道德之善為基礎。他還說:“文明人類的命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要依靠它所能產生的道義力量。”因此，愛因斯坦得出結論:科學技術的價值基礎和標準是道德。

    道德在以下兩種意義上成為科技的價值基礎和判斷標準。其一，一切科技求真活動都以追求善為最終目的�？萍蓟顒拥闹苯幽康氖乔笳妫�但從更廣闊的視野看，一切科技活動的目的是使人獲得自由，最終趨向人類終極的善。其二，道德善惡成為科技活動的價值標準:凡是合乎善的目的、動機的科技活動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凡是不合乎善的目的的科技活動就是無價值，甚至是負價值的�？萍蓟顒拥淖畲蟮纳凭褪鞘谷祟悘�“真”的必然王國”走向“真”的自由王國。

    2.命題二:科技具有倫理二重性

    科技具有善惡倫理二重性是愛因斯坦科技倫理學的最核心思想。比起同時代的其他科學家，愛因斯坦對此更具有清醒的認識。他的這一思想有一個孕育、發(fā)展到完善的過程。

    產生階段—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愛因斯坦目睹了科學技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所造成的巨大破壞，由此孕育他的科技倫理二重性思想。在《告歐洲人書》等文中初步表現了這種思想。
   發(fā)展階段—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到1935年《科學和社會》一文發(fā)表前。在《科學家和愛國主義》和《科學與戰(zhàn)爭的關系》等文中，愛因斯坦發(fā)出了科技二重性的警世語錄:“科學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怎樣用它，究竟是給人帶來幸福還是帶來災難，全取決于人類，而不取決于工具。刀子在人類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來殺人。‑ 顯然，愛因斯坦看到科學技術產生“善惡”后果。這可以從一戰(zhàn)后他頻繁參加各種反戰(zhàn)活動中得到進一步證實。

    完善階段—《科學和社會》一文發(fā)表。愛因斯坦基于科學家的強烈社會責任感，于1935年在美國《科學》( Science)周刊上發(fā)表《科學與社會》，對科技倫理二重性進行全面、系統(tǒng)的闡述。這篇文章就現在看來也是科技倫理學發(fā)展史上不可多得的經典之作。愛因斯坦科技的倫理二重性思想包括:

    其一，從本質上講，科學是善的。在科學史上，對科學所蘊含的道德價值認識得最深刻的恐怕要數愛因斯坦。愛因斯坦認為科學與道德具有共同的價值內含，在他看來，一切道德、科學與宗教和藝術“都是同一株樹的各個分枝。所有這些志向都是為著使人類的生活趨于高尚，把人從單純的生理上的生存境界提高，并且把個人導向自由。”他肯定科學因其創(chuàng)造性、目的性特征而使其成為人類善實現的有效途徑和手段。“科學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科學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間接地生產出完全改變了人類生活的工具。”給人類帶來了物質上的最大實際利益，使他們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廢除了苦役，而且豐富了物質生活。此外，科學具有認識功能和實踐功能，它的最終目的是指導人們能動地改造世界，使人類在對自然界的關系和社會關系中獲得自由。“科學通過作用于人類的心靈，克服了人類在面對自己及面對自然時的不安全感。這一點使科學保持了不朽的榮譽。”

    其二，科學的應用具有惡的性質。“技術—或者應用科學—卻已使人類面臨著十分嚴重的問題。”“以前幾代的人給了我們高度發(fā)展的科學技術，這是一份最寶貴的禮物，它使我們有可能生活得比以前無論哪一代人都要自由和美好。但是這份禮物也帶來了從未有過的巨大危險，它威脅著我們的生存。”愛因斯坦認為，技術對人類的危險有三個方面:首先，在無組織的經濟制度中，機械化的生產把部分勞動力排斥在經濟循環(huán)過程之外，從而導致購買力降低，最終引起商品生產嚴重癱瘓的危機。“機械化的手段在無組織的經濟制度中已產生這樣的結果: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對于商品生產已經不再是必需的，因而被排除在經濟循環(huán)過程之外。其直接后果是購買力降低，勞動力因劇烈競爭而貶值，這就要引起了周期越來越短的商品生產嚴重癱瘓的危機。”其次，人成為技術的奴隸。“這樣了不起的應用科學，它既節(jié)約了勞動，又使生活更加舒適，為什么帶給我們的幸福確是那么少呢?坦率的回答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學會怎樣正當地去使用它。在戰(zhàn)爭時期，應用科學給了人們相互毒害和相互殘殺的手段。在和平時期，科學使我們生活匆忙和不穩(wěn)定。它沒有使我們從必須完成的單調的勞動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為機器的奴隸。”再次，技術和現代化武器結合，可能造成對人類的毀滅。“透徹的研究和銳利的科學工作，對人類往往具有悲劇的含義。一方面，它們所產生的發(fā)明把人從精疲力竭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使生活更加舒適而富裕;另一方面，給人的生活帶來了嚴重不安，使人成為技術環(huán)境的奴隸，而最大的災難是為自己創(chuàng)造了大規(guī)模毀滅的手段。”

    愛因斯坦的科技倫理二重性思想具有如下特點:從形式上看，它不是以規(guī)范的邏輯體系展現出來，缺乏系統(tǒng)的理論表現，而是散見在愛因斯坦的各種言行中，這也是愛因斯坦科技倫理學的基本特點;從內容上看，它與愛因斯坦對科技在戰(zhàn)爭中的應用思考緊密聯系在一起。愛因斯坦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這種特殊的經歷給了這位偉大的物理學家對戰(zhàn)爭、對科技應用的深刻反思。例如，美國曼哈頓工程計劃及其實施應用，使愛因斯坦陷人深深的不安和自責之中�？梢哉f，愛因斯坦的科技倫理二重性思想主要就是建立在對戰(zhàn)爭的反思的基礎之上的;而其內容也大多與戰(zhàn)爭有關。“技術進步的最大害處，在于它用來毀滅人類生命和辛苦贏得的勞動果實，就象我們老一輩人在世界大戰(zhàn)中毛骨諫然地經卿的那樣。”

   “科學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怎樣用它，究竟是給人帶來幸福還是帶來災難，全取決于人自己，而不取決于工具。刀子在人類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來殺人。”在這里，愛因斯坦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科技倫理思想:科技是一種工具理性，其正確應用完全取決于人類自己。而人類如何正確應用科技?愛因斯坦開出的藥方:一是建立“世界政府”;二是要求科學家勇擔社會責任。

    3.命題三:科學家和工程師擔負著特別沉重的道義責任

    “新的科學革命，已經把科學家的社會責任這個道德問題，及其尖銳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為什么科技工作者擔負著重要的道德責任?愛因斯坦提出三個普遍的理由:由責任感的特性決定的。“制度要是得不到個人責任感的支持，從道義的意義上說，它是無能為力的。這就是為什么任何喚起和加強這種責任感的努力，都成為對人類的重要貢獻。”由科學家社會角色決定的�？茖W家的社會角色決定了他比普通人通曉科學知識，深知科學及其應用的社會后果，因而他們比普通人應該擔負著更重要的道義責任。1931年2月16日，愛因斯坦在加州理工學院的講演中諄諄告誡未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關心人本身即人的命運，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關心怎樣組織人的勞動和商品分配這樣一些尚未解決的重大間題，用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成果會造福于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在你們埋頭于圖表和方程式時，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由科學家的職業(yè)良心決定的。在《國家和個人良心》一文中，愛因斯坦提出一個“道德兩難問題”:“一個人，如果政府指示他去做的事，或者社會期望他采取的態(tài)度，他自己的良心認為是錯誤的，他該怎么辦?”愛因斯坦的回答是:依良心行事。“雖然外界的強迫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影響一個人的責任感，但決不可能完全摧毀它。”他強烈譴責那些不負責任和玩世不恭的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呼吁大家以諾貝爾為榜樣，要有良心和責任感。堅決拒絕一切不義要求，必要時甚至采用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罷工。對于科學異化與技術的濫用和惡用，愛因斯坦認為像牛頓這樣的科學家“是不負什么責任的”。他認為:“在我們這個時代，科學家和工程師擔負著特別沉重的道義責任。”

    除上述普遍的理由外，“命題三”的提出還基于他個人特殊原因。首先，基于對科技的倫理二重性特別是對于科學應用的惡的倫理性質的深刻認識而提出。他先后生活在帝國主義政治旋渦中心的德國和美國，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他深刻體會到科學對社會會產生怎樣的影響。1939年為了防止法西斯德國制造出原子彈，從而給人類帶來毀滅性的災難。他親筆簽署了給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的信件，建議美國搶先制造原子彈控制法西斯的侵略勢頭，催生了美國曼哈頓工程計劃及其實施。但原子彈造成后，在并非有絕對必要使用的情況下投向廣島、長崎，造成了幾十萬無辜平民的死亡。這件事使愛因斯坦更深刻地感到了科學家對自己的科學成果和行為負有重大的道義責任。其次，基于“以人為本”的生命價值觀的認識。愛因斯坦認為，“個人的生命只有當它用來使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生活得更高尚、更優(yōu)美時才有意義。生命是神圣的，也就是說它的價值最高，對于它，其他一切價值都是次一等的。”人類價值具有層次性。愛因斯坦認為，在人類價值層次譜系中，人本身具有最高價值，凸顯了主體人的價值意義。

    科技工作者擔負的道義責任是什么?愛因斯坦回答是對人類本身負責，是維護人類的和平，使人類幸福、自由和安寧。具體包括:(1)科學啟蒙。在《科學家的道義責任》一文中，愛因斯坦提出科學家不能只埋頭于純理論研究，而應關心社會問題，特別是對民眾進行科學啟蒙�？茖W家應當誠懇地、批判地考慮自己所面臨的任務，并且由此相應地行動起來。“科學家通過他內心的自由，通過他的思想和工作的獨立性喚醒他所處的時代……對他的同胞進行啟蒙并豐富他們生活的時代。”(2)維護和平。當被問及“您覺得為我們造出原子彈的科學家在道義上應當對原子彈所造成的破壞負責嗎?”時，愛因斯坦回答說:“不。”“與其說責任是在那些對科學進步有貢獻的人，還不如說是在那些使用這些新發(fā)現的人—與其說是在于科學家，不如說在于政治家。”可見，愛因斯坦是否認科學家對戰(zhàn)爭后果負有直接責任的，但這并不等于說愛因斯坦否認科學家對于戰(zhàn)爭的任何責任。相反，他認為，科學家有反對戰(zhàn)爭，制止戰(zhàn)爭、維護和平的神圣職責。“我們這些科學家……必須考慮，把盡我們的力量制止這些武器用于野蠻的目的作為自己的莊嚴的神圣的責任。”愛因斯坦以自己的行動實踐了自己的誓言。他多次聲稱自己是“戰(zhàn)斗的和平主義者。”他認為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是當代的首要問題，他一生發(fā)表最多的也是這方面的言論。1960年出版的《愛因斯坦論和平》就有近100萬字的篇幅。揚善抑惡。揚善抑惡是科學家的道義責任之一愛因斯坦說，“如果你們想使你們的一生的工作對人類有益，那么你們只了解應用科學本身還是不夠的。關心人本身必須始終成為一切技術努力的目標，要關心如何組織人的勞動和商品分配，從而以這樣的方式保證我們科學思維的結果可以造福于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他的摯友馮·勞厄寫信勸愛因斯坦對政治問題要采取克制態(tài)度，他回信表示不同意。認為科學家對政治問題不應該明哲保身。他認為，科學家對政治問題默不作聲是缺乏責任心的表現。“這種克制豈不是缺乏責任心的表現嗎?試問，要是喬爾達諾·布魯諾、斯賓諾莎、伏爾泰和洪堡也都是這樣想，這樣行事，那么我們的處境會是怎樣呢?我對我所說過的話，沒有一個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動是在為人類服務。”一個在自然科學創(chuàng)造上有歷史貢獻的人對待社會政治問題有如此嚴肅、熱情，歷史上沒有先例。
  4.愛因斯坦科技倫理思想的啟示

    啟示一:科學和道德是統(tǒng)一的�？茖W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始終是科技倫理學的核心問題。從歷史上看，中國古代思想家認為，“尊德性而道問學”，學問和道德渾然一體。“天道即人道”，自然規(guī)律(“天道”)與人類行為原則(“人道”)是統(tǒng)一的。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認為，人的知識與德行是等同的，因為“知識包括了一切善”。他提出“美德即知識”這一著名命題。到了近代，科學從物質生產中分離出來，產生了近代科學，它以獨立的形態(tài)存在和發(fā)展。同時，科學與道德開始分離，科學探索世界的“真”，這是自然科學的領域;道德追求世界的“善”，這是人文科學的領域。它們兩者分門別類地平行發(fā)展。現代科學哲學，從科學與道德的分離發(fā)展出“科學價值中立”的理論，它認為，科學涉及事實，道德涉及價值，從“是”(科學真理)推不出“應當”(價值的善)的原則。這一原則從休漠到康德，一直為科學界所遵從。這一界限被認為是不可逾越的�，F代社會，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由于科技運用帶來一系列全球性問題，人們提出科學的價值和學者的責任等問題，提出科學倫理學問題，要求科學與倫理學在新的水平上的統(tǒng)一。在推進科學與道德的統(tǒng)一進程中，居里夫人、愛因斯坦和維納等科學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愛因斯坦，他本人就是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統(tǒng)一的身體力行者，他提出人類一切價值基礎是道德、科學技術具有倫理二重性命題，啟發(fā)著人們去認識:作為人類的理性工具，科技并不是價值無涉的，它是為人類利益服務的。但是，在用它服務于人類利益時，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可以用于為善，也可以用于為惡。關鍵是:人類自身要學會正確應用科學技術，實現科技與道德的統(tǒng)一。

    啟示二:科學研究無禁區(qū)，應用有規(guī)則。“科學研究無禁區(qū)”，即科學研究是自由的，人們不應該為科學研究人為地設置種種障礙。愛因斯坦從事科學研究的主要動機之一是他相信科學工作的獨立性。他將科學研究看作純粹的對知識和真理的追求。他堅定地認為，獨立的思考、研究和行動是科學家不容侵犯的權利�？茖W家在獲取所需信息時，必須是毫無阻礙的，并且與同事討論工作進展時也必須是自由和毫無限制的。在他看來，無論是政府還是社會都無權干涉科學家的研究自由。“因為科學工作是一個自然的整體，它的各個部分彼此相互支持著，固然支持的方式還沒有人能預料到。但是科學進步的先決條件是不受限制地交換一切結果和意見的可能性—在一切腦力勞動領域里的言論自由和教學自由。我所理解的自由是這樣一種社會條件:一個人不會因為他發(fā)表了關于知識的一般和特殊問題的意見和主張而遭受危險或者嚴重的損害。自由是科學之母，離開了學術自由，就不會有繁榮昌盛的科學研究局面。但是，科學的應用是有游戲規(guī)則的。這個規(guī)則就是人類共同的利益和價值觀。一切有利于社會進步、有利于人類的科學應用就是善的，反之，就是惡的。“科學研究無禁區(qū)，應用有規(guī)則”，啟發(fā)科學研究者，在研究的整個過程中應當關心和反思所從事的研究對人類自身抑或對生態(tài)環(huán)境可能造成消極的后果。“如果他們工作的結果與倫理價值相悖，那么，即使冒著被解雇的危險，也應當拒絕參與這種工作。”叫(巧“)那種“只管埋頭研究，不管應用后果”的科學家是不嚴肅、不負責任的莽漢。實踐證明:現代社會需要的科學家是“既會埋頭研究，又會抬頭看路”的人。正如羅素所說:“科學自它首次存在時，已對純科學領域以外的事物發(fā)生重大的影響�？茖W家們在他們對這些影響的責任問題上有著分歧。有人說科學家的社會功能是提供知識，而不是關心這種知識被用來做什么。我不認為這種看法是正確的，特別是在我們今天的時代里�？茖W家一樣也是位市民，而且具有特殊技能的市民，有責任去觀察—只要他們能夠的話—他們的技能是否在符合公眾利益下被應用。”

    啟示三:科技工作者應該具有社會良心。良心是道德的守護神，而科學家的良心則是科學進步和社會發(fā)展的守護神。“科學良心是科學家內心對科學及其領域中各種涉及到價值和倫理問題的是非、善惡的正確信念，以及對自己應負的道德責任的意識、反省乃至自責。”對于科學家個人而言，良心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規(guī)范他的一言一行;對于科學共同體而言，良心往往形成一種集體無意識，從而確�？茖W順利發(fā)展，推動社會進步。近代以降，許多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逐漸產生了科學良心，“破天荒第一次開始關心社會問題來了。”而“愛因斯坦是20世紀科學的代言人和科學良心的化身。在他身上，集中體現出科學家的科學良知和科學良心。”基于對科技二重性的清醒的認識，愛因斯坦鄭重告誡科學家:沒有良心的科學猶如幽靈一般，沒有良心的科學家是道德淪喪，是對人類的犯罪。顯然，無論是精英科學家還是其它科技工作者，都必須以高度的道德心和責任感，自覺而勇敢地承擔起社會責任，進行社會教化，制止科學異化，杜絕技術濫用。正如謝苗諾夫所說:“一個科學家不能是一個‘純粹的’數學家、‘純粹的’生物物理學家或‘純粹的’社會學家，因為他不能對他工作的成果究竟是對人類有用，還是有害漠不關心。也不能對科學應用的后果究竟使人民境況變好還是變壞采取漠不關心的態(tài)度。不然，他不是在犯罪，就是一種玩世不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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